张掖大佛寺是集建筑、绘画、雕刻、塑像等艺术为一体的佛教文化博物馆。作为地方历史、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了大佛寺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些佛教文物，不仅真实地反映出张掖先民精湛的艺术水平和相关时代的建筑、绘画、雕塑、版刻等艺术发展的历史，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西北、尤其是古代张掖地区有关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政治斗争、民族关系、对外交流、社会生活、民情风俗、生产技术、建筑服饰、典章制度等发展演变的形象资料，具有珍贵的艺术、历史和考古价值。张掖大佛寺也成为到张掖旅游必去景区之一。
一、元五股金刚杵
金刚杵又名金刚智杵、坚慧杵。在密教中，象征着摧灭烦恼之菩提心，为诸尊之持物或修法之道具。五股杵在金刚杵类法器中，又称五智金刚杵、五峰金刚杵、五峰光明、五股金刚等，其五峰系表五智五佛，其中中心锋象征佛之实智，其余四锋则为四佛权智之标帜。张掖大佛寺藏元代铜金刚杵，长17.5cm，重266.82克，质地黄铜，范铸工艺。从整体形制看，两端粗圆，状似亚铃，造型为中心杵贯穿两端，顶部略成杵锋。主杵中央有凸起的抽象化佛头装饰，两侧各饰佛头两个。杵铃两端粗圆如伞，两头分别为八根扁棱状伞骨呈弧状连接于中心杵，伞骨下收，集于圆形莲座之上。整器造型清新流畅，在循从法器的规范尺度外，亦不失器物的小巧精美。
二、清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曼荼罗经版
清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曼荼罗经版，是大佛寺现存795块佛经雕版中最具特点的经版实物之一。此版整体略呈方形，松木质地，长44cm,宽39cm,厚5cm，单面雕刻，文字分汉文楷 体和梵文天城体两种。版面上沿处文字为汉文楷书“毗卢遮那佛大灌顶真言”，左右沿处为四句汉文唱偈“真言梵语触尸骨，亡者即生佛净土；见佛闻法亲授记，远证无上大菩提”。下沿处文字较大，内容为汉文楷书“此咒出大藏经”。版面中央有毗卢遮那佛梵文天城体种子字，围绕种子字周围的是呈顺时针方向、形如圆环的二十三个梵字组成的光明真言字轮。
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曼荼罗，是四类曼荼罗之种子字曼荼罗中的一种，在密教中，诵持光明真言，是灭罪孽、除疾病、息灾祸等所用的秘法。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曼荼罗经版在大佛寺的留存，说明和补充了一些大佛寺在佛教文化发展中的历史问题。
首先，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曼荼罗，是密教在张掖传播最直接的证明，从侧面显示出大佛寺佛教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同时也折射出清代张掖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相融关系；其次，它发展和丰富了张掖大佛寺佛教艺术、尤其是曼荼罗艺术的深刻内涵，与大佛寺佛经扉画中的说会曼荼罗、降魔曼荼罗、涅槃曼荼罗等，共同组成了曼荼罗艺术在张掖传承发展的清晰脉络，这种独特的佛教艺术形式，所阐释的佛界法会的诸多仪规，使其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佛教气息。
三、明永乐佛曲
佛曲源于印度，初称梵呗，是以短偈形式来赞颂佛、菩萨的颂歌。南北朝时代，民间吟唱赞偈甚多，乐僧辈出，至唐代，佛曲已普遍流行。当时的佛曲名目有《婆罗门》、《悉昙颂》、《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等三百余首。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搜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音乐曲调，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行世，这便是张掖大佛寺保存的明代永乐佛曲。
大佛寺明代永乐佛曲，有大小本两种，其中大本八本，小本四本，内容完整，均为蓝绢包背装。大本名为《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长42cm，宽27cm，厚5cm; 小本名为《诸佛如来菩萨名称歌曲》,长27cm，宽17cm，厚5cm。质地白宣，墨本楷体竖排版式，内容有明成祖《御制感应序》、《神僧传序》、曼荼罗画、曲牌目录名称、曲牌正文和《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后序》等。无曲谱，仅有汉字填词。曲牌目录分南曲、北曲，其中南曲122首，北曲222首，共计344首。佛曲收集之多，可与陈旸的《乐书》、崔钦的《教坊记》和《宋史·乐志》相媲美。从资料来看，内容相同的永乐版佛曲，在北京西郊觉生寺(俗称大钟寺)永乐大钟的铸文中有部分收录，在大佛寺另藏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经》中，也全部收录。但时间更早，且以单行本流传的明永乐版佛曲仅张掖大佛寺留存，这对于研究我国明代佛教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四、明成化十三年重修卧佛记事铜牌
三、明永乐佛曲
佛曲源于印度，初称梵呗，是以短偈形式来赞颂佛、菩萨的颂歌。南北朝时代，民间吟唱赞偈甚多，乐僧辈出，至唐代，佛曲已普遍流行。当时的佛曲名目有《婆罗门》、《悉昙颂》、《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等三百余首。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搜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音乐曲调，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行世，这便是张掖大佛寺保存的明代永乐佛曲。
大佛寺明代永乐佛曲，有大小本两种，其中大本八本，小本四本，内容完整，均为蓝绢包背装。大本名为《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长42cm，宽27cm，厚5cm; 小本名为《诸佛如来菩萨名称歌曲》,长27cm，宽17cm，厚5cm。质地白宣，墨本楷体竖排版式，内容有明成祖《御制感应序》、《神僧传序》、曼荼罗画、曲牌目录名称、曲牌正文和《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后序》等。无曲谱，仅有汉字填词。曲牌目录分南曲、北曲，其中南曲122首，北曲222首，共计344首。佛曲收集之多，可与陈旸的《乐书》、崔钦的《教坊记》和《宋史·乐志》相媲美。从资料来看，内容相同的永乐版佛曲，在北京西郊觉生寺(俗称大钟寺)永乐大钟的铸文中有部分收录，在大佛寺另藏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经》中，也全部收录。但时间更早，且以单行本流传的明永乐版佛曲仅张掖大佛寺留存，这对于研究我国明代佛教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四、明成化十三年重修卧佛记事铜牌
1966年，张掖大佛寺卧佛腹内发现铜镜、铜壶、钱币、佛经残片等一批佛教装脏物。其中一块纪年为明成化十三年的记事铜牌，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广泛兴趣。这块铜牌高49cm，宽44cm，长方形薄铜板上沿饰做覆莲花瓣状，下沿为仰、覆莲台形，纹饰皆捶揲而成；正面錾刻有239个汉文楷体字，内容为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张掖因地震而重修卧佛的记事，落款处有僧职名单。
明成化十三年重修卧佛记事铜牌的发现，填补了张掖大佛寺的敕建时间只存方志记述而无实物证明的空白；从落款处的僧职名单中发现蒙古族主持和藏族侍佛督纲姓名，也进一步怔实了藏传佛教对大佛寺佛教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和明甘州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另外，它记载的明成化十三年，张掖发生大地震，卧佛佛首倾颓，大佛寺随后重修。这对于研究大佛寺建筑、塑像的历史及我国古代地震灾害等情况也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五、明甘州左卫僧纲司铜印
五、明甘州左卫僧纲司铜印
明甘州左卫僧纲司铜印，方形黄铜质，长柄钮，范模铸造。边长4cm，正面为錾刻九叠篆朱文："甘州左卫僧纲司印"，印背左侧刻有楷书"甘州左卫僧纲司之印"，右侧为制印时间："大明戊子年四月造"。
僧纲司为明省一级佛教事务管理机构，明初，太祖朱元璋依宋制设各级僧司、僧官，在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僧录司诸僧官由礼部任命，各省僧纲司，设都纲一人，主要任务是监督僧众行仪等。永乐六年（1408年）甘肃镇设"甘州左卫僧纲司"，《重刊甘镇志·建置志·公署》也记："僧纲司,弘仁寺内（大佛寺）"。1990年，张掖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高总兵府内兴建图书馆，民工在挖地基时意外发现此印，遂即入藏，明甘州左卫僧纲司设于大佛寺的历史事实更得以印证，同时，从印的级别也可以反映出大佛寺在明代甘肃佛教事务管理中的地位。
